战“疫”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不是想集中力量就能集中力量的。
我们能够做到集中力量,是有制度保障的,比如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统筹协调,无论是干部下沉排查,还是医护人员上一线,党员要冲在前头。比如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无论是疫情下的口罩、防护服批量生产,还是方舱医院建设的中国速度,再或者全国医疗系统驰援武汉,国有企业和公立医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推崇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国家难以办到的。
战“疫”告诉我们,集中完全可以是按法律来、按制度来的集中。
有观念把“集中力量”和“集权”划上等号,听到集中就批判,听到民主就推崇,认为讲集中就必然会不顾民主法治、破坏程序正义。这种观念质疑的不是集中力量本身,而是集中力量的方式。实际上,集中力量的内含之意就是以民主与法治的方式集中,任何为了集中而置民主与法治于不顾的做法都是与之相违背的。在重大事件处理上,集中力量不可能尽善尽美,具体操作难免会有缺漏,但不可因为具体操作的问题就质疑这一优势本身,反倒应该进一步优化集中方式,使其优势更加明显。
战“疫”告诉我们,集中力量并不会侵犯自由和人权,反倒会实现个体自由与社会奉献的有机统一。
与国外个别媒体所假想的不同,集中从来不是要侵犯个体的自由甚至人权,它本身就是为了实现个人自由和保护人权的集中。这种集中是经过每个人至少是大多数人自由选择而达成的集中,没有各方面积极性的发挥,只讲个人自由、个人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不讲个人的社会意识、社会奉献,不可能集中力量办成大事,不可能真正实现每个人的自由、每个人的权利。
令我们深感欣慰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虽然塑造了个人利益的多元性和独特性,但每每面对重大历史考验,中国人特有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还是会被激发出来。在这次战“疫”中,医生、护士、院士、学者、媒体人、警察、教师、快递员等各行各业的人们,积极参与了政治事务、社会事务,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奉献了自己的力量,成就了办成大事的磅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