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本是在帝国主义体系下积累的，而帝国主义又分为旧帝国主义和新帝国主义。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成为新帝国主义危机和趋向冒险的集中表现，并着力转嫁一些西方国家内部矛盾而掀起逆全球化的潮流。面对新帝国主义时代的社会矛盾，世界多地展开了多种形式的新社会主义探索。把社会发展从新帝国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成为新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也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为了应对这一核心问题，21世纪马克思主义需要批判新帝国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左翼政党结合以把民众从右翼民粹主义思潮中解放出来，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逻辑中说明金融资本自我否定的规律，加强对金融帝国主义制度替代道路的研究，加强与全球化顶层设计的结合以克服新帝国主义逆全球化的趋势。

作者：宋朝龙(1977—)，男，博士，新葡萄8883官网AMG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2 新帝国主义在体系性危机时代的政策逆动

新帝国主义庇护了金融资本的全球积累，而金融资本的全球积累又造成了结构性的危机，使新帝国主义从全球化的推动者转变为逆全球化的急先锋。正如福斯特所言：处于衰落时期的帝国主义恰恰是最凶恶的帝国主义，岌岌可危的帝国主义恰恰是在为全球灾难开辟道路。在新帝国主义的危机面前，右翼民粹主义势力正走上西方的政治舞台，新自由主义也正向右翼民粹主义转化。右翼民粹主义是新帝国主义危机时代冒险政策的集中体现，其政治势力的崛起改变了西方世界的政治气候，启动了反全球化的议程。如果任由其发展，那么右翼民粹主义会将把全球化带入以邻为壑的囚徒困境之中。

2.1 右翼民粹主义使新帝国主义从贸易自由转向贸易战

二战之后在美欧主导之下建构了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为金融资本的全球积累创造了条件。金融资本的全球积累是一把双刃剑，它推动了全球生产和流通的革命，也给后发国家带来了连绵不断的危机。2008年以前的危机，或者是局部性的危机，或者是在世界体系的边缘国家、半边缘国家例如在拉美、东南亚、俄罗斯等地方爆发的。2008年的危机转移到国际金融资本的核心地带，转到曾经发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核心国家。20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曾带头推行新自由主义，推行全球化，推行贸易自由，但是现在美英两国领导人带头反对全球化，反对自由贸易。英国首相约翰逊继续推动脱欧运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则从多个国际组织退出，带头反对全球自由贸易秩序。这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个转折点。特朗普总统在国内继续推行对金融垄断资本有利的政策，例如减税、减少对金融资本的管制等，而在国际上通过挤压其他国家市场、通过贸易战的方式来为美国金融资本争夺积累空间。

2.2 右翼民粹主义使新帝国主义更赤裸裸地抵制社会民主政策

金融资本的投机性、寄生性、剥夺性积累导致了严重的贫富分化，新自由主义曾经许诺的橄榄型社会再度变成金字塔型的社会。丹尼尔·塞瑞拉教授对此指出：资本主义的矛盾之处在于，财富越多，贫穷也越来越多，由此造成了社会危机。面对工薪阶层的贫困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金融资本并没有拿出有效的解决方法，而是导向了右翼民粹主义倾向。特朗普总统反对任何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反对增加工人最低工资，主张减少国家的福利支出。塞耶斯教授也指出：英国约翰逊政府所力推的脱欧运动无助于解决工人的权益问题。英国脱欧一个隐秘的目的可能是摆脱欧洲大陆对工人比较有利的社会民主政策。欧洲大陆在劳动时间、劳动待遇方面的规定，要比英国进步。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推动脱欧运动，也是试图通过恢复自由放任，打压工会，解除对工人权益的保障，试图通过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来推动资本积累。

2.3 右翼民粹主义使新帝国主义加紧蛊惑民众

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已无助于西方国家克服内在危机，反而加剧了其内在的结构性矛盾。面对金融资本积累所导致的失业、贫困、债务，没有人关心他们，民众处于焦虑之中。中产阶级面对债务压力、失业压力时，在移民、种族等问题上不再像资本主义顺利发展时期那么宽容，这是一种自发反应，是民众对社会矛盾和生活压力的本能的、直觉的、直观的、情绪性的反应。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势力利用人们的这种本能反应，把民众陷于困境的原因归咎于其他国家、其他族群，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对金融资本的批判中转移开来，在金融资本的积累机制之外去找原因，寻求替罪羊，向外输出矛盾。而西方左翼政党对民众运动缺乏有力领导和正确引导，也是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势力能够蛊惑民众的一个重要条件。左翼政党衰落，对民众运动的领导乏力，致使其民众运动没有统一的纲领、规划，而表现为一种凭靠热情的、短暂的、无序的、自我冲突的运动形式，这是民众运动受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势力支配的重要原因。

2.4 右翼民粹主义使新帝国主义抛弃“温情的”意识形态面纱

右翼民粹主义为了寻求其他国家作为替罪羊，不得不强化国内国民身份认同，来掩盖国内的阶级分化，来凸显本国国民身份和他国的对立。右翼民粹主义在金融资本已经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之下来讨论问题，认为金融资本的统治地位是自然的、不容置疑的前提，认为金融资本做大了，工薪阶层才能有好的经济处境，而实际上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及其对社会的剥夺，才是工薪阶层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右翼民粹主义为了强调金融资本和工人之间的绝对统一性，就在国民身份认同的意识形态下把金融资本和工人阶级的对立调和了起来。为了强调国民身份的统一性，右翼民粹主义又把本国国民和其他族群、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对立提到首位。而为了达到制造本国国民和他国国民或其他族群对立的目的，右翼民粹主义就夸大一些矛盾，把次要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炒作移民问题，把移民看成是导致西方经济社会危机的原因。这一切都是为了掩盖社会危机的真实原因。在右翼民粹主义的鼓噪下，个别国家将国内危机转嫁为国际危机，严重危害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直接抛弃了西方长期倡导的“自由、平等、民主”等政治价值观的“温情的”意识形态面纱。

2.5 右翼民粹主义使新帝国主义走向以邻为壑的囚徒困境

新帝国主义以右翼民粹主义的面目出现，以转嫁危机的办法来解决危机，这是不可能解决危机的，而只是使危机在新的形式上发展，在新的范围内扩散，在新的程度上加剧。麦克莱伦教授指出：英国的脱欧运动耗尽了英国的政治能量，政治分裂日益明显，使各种实际的问题不能得到应有的讨论和解决。美国的政策困境同样表现得十分明显。以向其他国家转嫁危机的方式解决危机，不可能不遇到其他国家的抵挡。现在，右翼民粹主义不仅在美国和英国，而且在德国、意大利、匈牙利、波兰、法国、西班牙都能找到它的身影。如果各国都寻求替罪羊，那么这种替罪羊的角色最终会落到自己身上，对别人的惩罚会转变为对自身的惩罚。如果各国的出发点都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损失最小化，而实际上导致了各自利益的最小化、损失的最大化，最终的结果是使世界市场陷入无政府状态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失序。这就是右翼民粹主义所导致的新帝国主义以邻为壑的囚徒困境。

4 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与应对

推动新社会主义对新帝国主义的替代，克服右翼民粹主义的逆流，在更符合人类福利和自由的基础上推动全球化，这是新社会主义的使命，也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核心问题。为推动新社会主义对新帝国主义的替代，21世纪马克思主义需要应对如下一系列相关联的问题。

4.1 需要批判新帝国主义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

新帝国主义是以新自由主义为其意识形态外衣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也就需要对新自由主义的哲学前提、逻辑结构、制度安排、政策体系及其与金融资本积累之间的相互关系作出全面的说明和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个人本位、私有产权、契约自由、“最小国家”、三权分立等观念，是适应金融资本的积累秩序和金融资本的统治的。新自由主义认为契约自由就是自由的实现，但实际上契约自由背后是金融资本的实际统治，金融资本的统治正是在遵循契约自由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契约自由这一形式上的自由，不能阻止当代金融资本的非生产性积累，阻止不了货币、资本、金融资本、金融帝国的权力扩张。新自由主义演绎出一个中产阶级社会的神话，但在现实中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造成了中产阶级的衰落。在新自由主义的制度理念中，只允许“最小国家”“极小国家”的存在，而被这样设计的公共权力实际上是无力解决资本积累所造成的经济社会问题的。不仅如此，国家还只能按照金融资本的要求和在金融资本所规定的政策逻辑下应对金融资本的积累危机，也即只能通过货币扩张、减税、削减福利等政策来解决危机，而这种解决危机的办法，不但解决不了危机反而使危机向纵深发展了。新自由主义所描述的形式自由，并非是人类自由的实现形式。因此，对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应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批判。

4.2 需要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左翼政党结合以引领民众运动

西方的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表明民众已经被激动起来、被发动起来了，但是民粹主义也表明民众运动还处在自发的阶段，表明运动还受右翼政治势力的支配，表明左翼政治和左翼政党还不够壮大、不够坚强、不够有力。右翼民粹主义盛行正是因为左翼运动的乏力。在资本主义的矛盾深入发展的条件之下，民众被右翼势力所利用、所蛊惑，民众运动被引向破坏性极强的方向，这也是历史发展中一个必然会出现的现象。正是在这样的时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必要性才更加凸显。马克思主义要通过自己的纲领、策略、组织工作，通过自己耐心的说服和组织工作，把群众从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蛊惑之下解放出来，使之变成实现社会主义的力量。与右翼政治势力争夺民众，这正是历史上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为应对右翼民粹主义的挑战，马克思主义政党需要人员准备、组织准备、纲领准备和策略准备。如果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不够坚强，不能吸引民众，不能把民众组织起来，那么民众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就是必然的。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和左翼力量要虚弱得多，这是造成目前右翼民粹主义逆流的重要原因。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要应对右翼民粹主义的挑战，要通过这一挑战而走向现实、走向实践、走向历史的潮头。

4.3 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逻辑中说明金融资本的规律

新帝国主义的危机、新帝国主义逆全球化的囚徒困境，不是由金融资本之外的其他偶然因素，例如，不是由监管不力、监管不严、经济伦理遭受违背等因素导致的，而是由金融资本的本质自身导致的，是由金融资本在生产性积累的基础上必然会发展起非生产性积累、非生产性积累必然日益膨胀、虚弱的国家救助金融寡头必然会加剧社会矛盾等一系列内在必然性所导致的。为了分析新帝国主义的危机，需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逻辑上对金融资本的积累规律及其内在矛盾作出科学的说明。虽然当代资本主义和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有了很多变化，但马克思的《资本论》为我们分析当代的金融资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希法亭和列宁在此基础上说明了金融资本的形成逻辑。金融资本支配着整个社会再生产，或者至少是支配着整个社会再生产的核心环节，支配着价值运动中增值能力最强的环节。势力极大的金融资本内部，发生了管理权和所有权的分离，金融家转变为在社会生产过程之外支配着整个社会再生产的寄生者，而各级管理职能则交给各级雇员来执行。在金融资本的发展中，我们看到了社会化大生产扬弃寡头私有制的必要性和条件。

4.4 需要加强对新帝国主义的制度替代道路的研究

金融资本的新帝国主义如何进行制度替代，这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需要面对的一个硬核问题。二战后随着金融资本新帝国主义的发展，随着全球化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资本主义获得了新一轮的扩张。在金融资本的上升时期，新自由主义曾一度风靡全球，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观念也曾一度流行。但即便是在金融资本积累的上升时期，世界上不同地带的社会主义也在艰难地探索着对新帝国主义的替代道路。社会主义实践经验表明，公有制主导之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替代金融帝国主义道路的现实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另外一方面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模式，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垄断性的生产资料，对大的战略产业，对土地、石油、矿山、银行等，实行社会联合所有制（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是其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具体形式），而非实行私人寡头所有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能克服金融垄断资本的寄生性、投机性、剥夺性积累，又能利用一般中小资本的生产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种制度能力，使社会主义能够成为取代金融寡头制度、继续推动人类发展的现实道路。

4.5 需要加强与全球化顶层设计的结合以克服新帝国主义逆全球化的趋势

全球化的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合作。解决贫困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移民难民问题等，都需要全球性的合作，需要全球性的方案。但是金融帝国主义的核心国家只是想利用全球化，一旦全球化对自身不利则又想着向全球化输出矛盾。右翼民粹主义主导了金融帝国主义核心地带的政局，这加剧全球紧张局势，把全球化引向新帝国主义的囚徒困境之中。那么，社会主义有没有能力引领全球化？回答是肯定的。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从世界历史的运动中产生的。社会主义曾推动了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引领了民族解放运动，极大地改变了国际关系的格局。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以及改革开放的实践基础之上所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同样能够适应、参与、推动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现在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为推动全球化的继续深入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基础与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