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良书:中共党史研究中的“阅读”问题

摘要:“阅读”是党史研究者的一门必修课。对于党史研究者来说,首先应当立志读书、放眼读书。其次是要制订一个周密的读书计划。要把与“本人专治的学问关系密切的科目”,作为重点阅读的内容;要多读一些“传记书”,这其中不仅包括人物传记,而且还包括学术回忆和学人日记。党史研究者若多读一些这样的书,知道一位学者如何成就,其知识和素养如何养成,这样随他学去,便可使治学精神日益提高,治学方法日臻完善。除此之外,还应当广泛阅读一些“课外书”。这样既可以“劳逸结合”,也可以“博采众长”。对于这类书,研究者只要“知养生”、“知体道”,就一定能够读出它的妙处来。

关键词:阅读;党史研究;中国共产党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也就是说,只有通晓乐曲才能懂得音乐,只有遍察宝剑才能识别利器。这个道理也适用于专业学习和从事学术研究。对党史研究者来说更是如此。因其本以理论研究和教育宣传为业,主要从事文字工作,所以对知识面和阅读量的要求更高。这也是党史教学和研究中,要把“阅读”列为“入门课”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要修好这门课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面虽无终南捷径,但也确有几个必须注意的事项,说出来可以为党史初学者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立志读书

读书须“立志”,否则就可能会因缺少方向和动力,而变得虎头蛇尾,有时甚至半途而废。曾国藩说:“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1]那么对于党史研究者来说,怎样才叫“立志之真”呢?我以为至少应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要“胸怀大志”。一个人能否读书,与他的志向和抱负很有关系。如果是以混张文凭为目的,那么文凭到手就可以不读书了;如果是以养家糊口为目的,那么能够养家糊口就可以不读书了;如果是以功名利禄为目的,做了官,有了钱,也就可以躺下来睡觉了。这样目光短浅的人,随时都有可能中断读书,即便是学业在身,他们也不会把全部心思用在读书上。相反地,一个目光远大的人,就不会有这样的局限性,因为他们读书的目的是既不止于温饱,也不止于名利的。

其实在中国学术界,许多著名学者都是超越这种局限,很早就立下读书宏愿的。比如,蔡尚思早年在南京,曾入住国学图书馆。他的志愿就是把这个号称“江南之冠”的大图书馆中的历代文集看完。一位馆员听闻摇头说:“古来没有此种人。”而蔡尚思则说:“事在人为:一年可以等于二、三年,例如每天用十七、八小时读书;反之,二、三年也可以等于一年,甚至比一年还少,例如每天只用五、六小时以下读书。我决心每天用十六到十八小时翻阅中国历代文集。”[2]他说到做到,结果真是把这些馆藏图书看完之后,才走出这个图书馆。蔡尚思后来成为了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

与蔡尚思一样,钱锺书也是如此立志读书的。1929年入学清华大学后,钱锺书的第一个志愿就是“横扫清华图书馆”。在此期间,他用一个礼拜读中文书,一个礼拜读英文书。每个礼拜六,把读过的书整理好,抱去图书馆还,再抱一堆回来。[3]据夫人杨绛回忆,钱锺书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来读书,以至于“在清华待了4年,连玉泉山、八大处都没有去过” [4]。钱锺书的勤奋好学,甚至让他的老师吴宓也大为惊叹,认为当时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锺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人等,不过尔尔。[5]

第二,要“专心致志”。古时候有个叫大珠的高僧,别人问他得道的捷径,他回答说:“吃饭,睡觉。”问者不信,以为高僧开玩笑,大珠解释说:“我吃饭就是吃饭,我睡觉就是睡觉。”其实他是以最朴实的语言,讲出做事必须“专心致志”,不可一心二用的道理。这对我们读书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章学诚说:“宇宙名物,有切己者,虽锱铢不遗。不切己者,虽泰山不顾。如此用心,虽极钝之资,未有不能记也。”[6]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听人说某人博闻强记,看起来好像特别神奇,其实这都是他平日读书时“专心致志”的结果。

读书“专心致志”,不仅有益于“记忆力”,而且还有益于“注意力”。比如,好打灯谜的人,无论看到什么书,发现的都是灯谜材料。会作诗词的人,无论打开什么书,发现的都是文学句子。可见专注那一项,那一项便自然会显露出来。鲁迅也曾说过,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7]。这种发现是否真切姑且不论,但他们专注的精神却是值得称道的。否则,即便阅尽天下藏书,我们也不会有大的收获。

当然,读书“专心致志”,也不是说要认死理,去钻牛角尖,而是要努力将生书看熟,并从书中悟出道理来。朱熹说:“今看文字未熟,所以鹘突,都只见成一片黑淬淬地。须是只管看来看去,认来认去。今日看了,明日又看;早上看了,晚间又看;饭前看了,饭后又看,久之,自见得开,一个字都有一个大缝罅。今常说见得,又岂是悬空见得!亦只是玩味之久,自见得。文字只是旧时文字,只是见得开,如织锦上用青丝,用红丝,用白丝。若见不得,只是一片皂布。”[8]由此可见,同样文字,有人“见得”,而有人却“见不得”,其关键全在于能否具有“看来看去,认来认去”的这种“专注”的精神。

第三,要“矢志不渝”。这也是“立志读书”的关键一环。昔人常说,有志者立常志,无志者常立志。“常立志”就是因为他做不到“矢志不渝”。这便是孟子之所以反对“一曝十寒”的道理。他说:“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曝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9]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还曾据此写过一副对联:“贵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10]毛泽东一生是做到“矢志不渝”的,即便晚年病魔缠身、行动困难时,他都一直坚持读书。所以当我们钦佩毛泽东知识渊博、功勋卓著时,同样也钦佩他那种“生命不息、读书不止”的高贵品质。

这很容易让人想到王国维,因为他把“矢志不渝”这个道理讲得很透彻。王国维说,读书治学,须有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种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种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种境界也。[11]第一种境界是说,要持之以恒,意志坚定。尽管“昨夜西风凋碧树”,尽管只有一个人,还要独上高楼,还要望尽天涯路。第二种境界是说,要能吃苦耐劳,经得起考验。尽管日渐消瘦,都“衣带渐宽”了,也绝不后悔,还是要心甘情愿地“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种境界是说,在热闹场中,不会有所发现,你“寻他千百度”也不行,但偏偏是在“灯火阑珊处”,在人迹罕见的地方找到他了。

事实上,党史研究是非常清苦的,有时候读完一本厚书,也可能找不到一条需要的材料。并且即便投入很大精力,阅读大量史料,可以产出一点成果,但由于所谈问题皆属过去,也未必符合现实需要,所以很难受到大家的关注和认可,不像一些明星那样随便几句话,就可以引发社会轰动效应。因此对王国维的“三种境界”,我们党史研究者更需认真体会。正如金冲及先生指出:史学研究者,不要想一步登天,要立足于持之以恒的努力,“不争一日之短长”,扎扎实实地上了一层楼,再上一层楼。[12]

 

二、放眼读书

古人说:“案头书要少,心头书要多。”所谓“案头书要少”,就是前文所说的读书须“专心致志”的意思。因为案头的书一多了,就会东看西看,则此心先已散漫了,这样自然看不出书中的道理来。所谓“心头书要多”,就是说要“放眼读书”,尽可能地扩大阅读的范围。所以案头的书,既不必受限于一科,也不必拘泥于一部。这一点对于青年学子来说尤为重要。因为此时若对学问兴趣,立下广泛的基础,将来工作无论如何专精,也不至于害上“精神偏枯病”。若在青年时期,就造成一个眼光短浅的学究,将来要作由专而博的工作,其难真如登天。[13]

这就是说在读书过程中,我们还要处理好专与博的关系。梁启超说:单有常识没有专长,不能“深入显出”,单有专长而常识不足,不能“触类旁通”;读书一事,“专精同涉猎两不可少”;若有一专长,又有充分常识,此为“最佳”[14]。所以,顾颉刚主张在读书时,一个人应配备两个镜子:一个是显微镜,一个是望远镜。他说:“显微镜是对于自己专门研究的一科用的;望远镜是对于其他各科用的。我们要对于自己研究的一科极尽精微,又要对于别人研究的各科略知一二。”[15]

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很难做到这一点。一些研究者读书太专之后,不但对史学以外不感兴味,即便对所专以外的部分,也是日渐疏远,甚至不能了解。对此,雷海宗曾经批评说:此种人只可称为“历史专家”,但不能算是“历史学家”。片断的研究,固然不可缺少,但对历史真要明了,非注意全局不可。我们时常见到喜欢说话的专家,会发出非常幼稚的议论。他们对于所专的科目,在全部学术中所占的地位,完全不知,所以除所专的范围外,一旦发言,不是“幼稚”,就是“隔膜”[16]。

其实,读书太专的问题,与我们的教育体制也有很大关系。今日大学本科所设课程,在实施中往往专精有余而通识不足,而一般学生为学分、为毕业,对本门课程已是应接不暇,当然难以再求旁通。这种趋势发展下去,高校就只能向社会送出一批半生不熟的知识青年。他们既无法从事专门的研究,又难以应付复杂的人生。此等学生进入研究生阶段以后,则又被挤到一条更狭窄的道路上,终日为论文、为课题劳神费力,这时候再要他们“不务正业”去放眼读书,实在是有点勉为其难了。

但是,有志于学者,为学术人生计,还是要克服这些困难的。章学诚说:“学贵博而能约,未有不博而能约者也。以言陋儒荒俚,学一先生之言以自封域,不得谓专家也。”[17]我们倘若不愿做这种“陋儒荒俚”式的专家,就必须事先打下广博的知识基础。这如同造房子必先打好地基一样。打好一个大地基以后,在它的上面,建筑高楼大厦也好,建筑亭台轩榭也罢,都是悉听尊便的。但若是基础不好,上面所能够建造的,就只能是茅草屋、活板房一类的东西了。

当然,今日各种学术,都过于复杂深奥,无人可以再做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亚里斯多德。但对一门做到专深精透,对其他各门也能略知梗概,仍然是学者的最高理想。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确要向老一辈党史家学习。比如,胡乔木一生就是博览群书的,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还是哲学、历史、文学、法学、语言学、音韵学、逻辑学,也无论是古书还是今书、中国书还是外国书,他都广泛涉猎。数十年下来,他的大脑已经成为一个汇集各种知识的“海洋”,一提笔、一想问题,那积累的知识就会化作奔腾的文思,化作解决问题的智慧,凡是了解他的人,无不为之赞叹和称羡。[18]

在胡乔木的书架上,甚至还有许多似乎与人文社科无关的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电子计算机、医学、冶金矿业、机床设备、生态环境等类书籍。藏书中既有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的《天工开物》,1928年版的《优生学与婚姻》,也有最新版的量子理论、宇宙体系论等新书。其中仅数学类图书即有几十种。他的藏书室设在家中最大的一个房间,银灰色的3米高大书架一字排开,共8排,每排17个,共136个书架,他的办公室里还有4个特大书架,林林总总,达4万册之巨,算得上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小型图书馆了。[19]胡乔木之所以被誉“大学问家”、“中共中央一枝笔”,我想与他这种不拘一格的读书方式是密不可分的。

在党史学家中,龚育之也同样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据金冲及先生回忆:龚育之一生酷爱读书,手不释卷,记忆力特别好,知识面之广有时叫人吃惊。我们常在一起天南地北地聊天。有一次随便谈到康有为,谈到对联。我讲:吴佩孚在洛阳过五十大寿时,康有为送了他一副对联。上联是:如日方中,百岁勋名才一半;下联是: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他笑着说:第一句不对,是“牧野鹰扬”。他一说,我就知道自己错了。“如日方中”是朱东润教授送给另一个人五十生日的话,我记混了。而且它同“洛阳虎视”根本对不起来。给我印象那么深的原因是:中国近代历史是我的专业,不是他的专业。刚才举的恰恰又是一件小事,他完全不需要记得,却记得那样清楚,那样准确!可见他读书面之广,而且总是用心地读的。[20]

不过放眼读书,也不能空廓而不着边际,更不能舍弃专学,一味追求“博雅”之名。读书的最终目的还是要由博返约的。否则,前无所见,后无所期,即便发愤苦读,也犹如“不系之舟”,纵然可以日行千里,又有什么实际的功用呢?梁启超说:大概一人功力,以十之七八做专精的功夫,选定局部,阅读材料,抉择取舍。以十之一二做涉猎的功夫,随便听讲,随便读书,随意谈活:“如此做去,极其有益”[21]。因为这样汲取来的知识,可以彼此促进,相互补充,更有益于格物致知,把握事物的本相。其实学问本来就如同一个矿脉,各种矿体杂然并陈,只是人们为了学习的便利,才将之分门别类,使它们变成一系一科,各自独立罢了。所以在读书时,我们就只有将“显微镜”和“望远镜”一并用上,才能分清它的脉络,看出它的所以然来。

 

三、读专业书

书籍之浩如烟海,无人可以全部读完,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了,但人们之所以还要强调博学,就是因为它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一个人的学业必先专深,然后才能与之谈及广博,才能达到博学的境地。事实上,学者也只有专精一门,才有可能自成一家,成一家方可在学问上有所建树。这就是吕思勉所说的“与本人专治的学问关系密切的科目”,应当“知之较深”的缘故。[22]就党史研究来说,我认为以下三个方面的书籍,是需要“知之较深”的,必须作为重点阅读的内容。

第一,阅读文献。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党的历史文献,二是“经典作家”的著述。它们都是需要重点阅读的经典文献。党史研究者必先精通这类文献,然后才可遍览群藉。否则,“行不由径”,就很容易误入歧途。朱熹说:“圣经字若个主人,解者犹若奴仆。今人不识主人,且因奴仆通名,方识得主人,毕竟不如经字也。”[23]也就是说,经典文献是“主人”,其他论著是“解者”,是它的“奴仆”,我们不能仅满足于它们的介绍,而应该登堂入室,与当事人对面交谈,这样才更利于问清事情的缘由,探明历史的真相。

其实,对党史研究来说,阅读文献还有另外两重意义:一方面,经典文献是历史演化的经验总结,是历史过程的逻辑结论。因此以经为本,然后读史,这样考之于经,验之于史,再会之于心,便可以“通古今之变”,把握党史发展的规律。另一方面,经典文献本身也是一种“史料”,是历史留给今人的“掌故”。章学诚说“六经皆史”,讲的也就是这个道理。侯外庐认为章学诚的这个命题,乃是清代“最放肆的学说”,在当时“有其进步的意义”[24]。事实上,即便在今天,它对于我们阅读文献,从事党史研究,也同样具有“进步的意义”。

当然,阅读文献也有需要注意的问题。一是要述而不作,不可牵强附会。正如恩格斯指出:“一个人如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25]二是要实事求是,不可任情褒贬。比如,李大钊信奉马克思的历史观,但对其中的个别论断,也指出“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认为“这全因为一个学说最初成立的时候,每每陷于夸张过大的原故”[26]。这一看法当然体现那个时代的历史认识,但同样也表明李大钊坚持实事求是,始终保持“尊疑”、“重据”的史家本色。

第二,阅读著作。这主要也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历史”著作,即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及其发展规律的书籍,二是“史学”著作,即关于党史学本身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书籍。它们也都是需要重点阅读的书目。不过对这一类书,党史研究者也应有所侧重,要首选“最重要之书”来读。对此,徐复观的看法虽有些极端,但也确有其独到之处。一是不看第二流以下的书,至于那些专为稿费而写的文字,最好是一个字也不要看。二是读到书中的某一个问题时,要先把可以收集到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今人的有关研究,先看一个清楚明白,然后再去对照原典;千万不能用后人的研究代替读原典的工作,否则一辈子都要“居人胯下”[27]。

对党史研究来说,阅读著作也有其特别的意义:一方面,通过“历史”著作,可以管窥一时代的治学精神。比如,把每一时期党史研究的主要著作,都搜罗齐备,按时间的次序排列,然后从头读起,这样通过历史比较,考察它们的内容、风格及方法,我们就可从中复活这一时代的学术精神,一如当年的样子。另一方面,通过“史学”著作,可以把握一学问的知识体系。因为这类著作是史学中的“哲学”,是党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要集”。它所呈现的是党史学发展过程中的各个流派和一切变动,并揭示其对知识及社会的贡献和消极影响。因此通过它,我们就可以增强在理解和运用这一门学问上的智慧与经验。

不过阅读著作,也需有公正的研判,切不可求全责备。事实上,正如章学诚指出:“风气之开也,必有所以取”,“风气之成也,必有所以敝”;“而世之言学者,不知持风气,而惟知徇风气,且谓非是不足邀誉焉,则亦弗思而已矣”[28]。大意是说,“风气之开”者,若要昭明风尚,必然有所取舍;“风气之成”者,若不更新创造,必然走向衰败。但世上谈论学术的人,不知道扶持风气,却只知道曲从风气,这也是“学而不思则罔”的缘故吧。因此,对于各种党史著作,我们今天不仅要回到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而且还要回到特定的史学语境中,作历史地想,作历史地看。

第三,阅读文章。其实文章也本是著作的一种,之所以将其单列出来,就是因为它还有与一般专著不一样的地方。常听人说,大部头好作,小文章难写。因为后者要求短小精悍,不给作者叠床架屋、铺陈渲染的空间。据说有人曾问丘吉尔:“如果让你作两分钟的演讲,需要多少时间准备?”他回答:“半个月。”“如果让你作五分钟的演讲,需要多长时间?”“一星期。”“那么让你做一个小时的演讲呢?”“现在就可以。”丘吉尔的回答带有幽默性,但其中也蕴含深刻的道理。因为短小精悍的东西,往往对结构和体例的要求更高。所以相对于一般专著来说,阅读文章对于锻炼我们的“史才”,往往更为直接,也更为有效。

就党史研究而言,阅读文章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以杂志为中心,阅读重要文章。比如,《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杂志上的相关论文,《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等杂志上的专题文章,都是需要重点阅读的内容。二是以学者为中心,阅读代表作品。张静如先生曾提出过一个43人的党史学家名单,这其中有不少还是党史大家。[29]他们的文章在选题立意、谋篇布局上都有独到之处,所以也应当作为重点阅读的内容。

其实,阅读名家名篇,对党史研究者特别是其初学者的意义更大。这就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讲“学慎始习”的道理。他说:“斫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采定,难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30]也就是说,一个人读书治学,与制作木器、印染丝束相类似,最初的加工对成功要起决定作用;一旦等到木器做成,色彩染定,就很难翻改变动了。所以初学的作者,必先研习大家的风格,順沿其根本去探讨其枝叶,这样文思才会自然圆通。

 

四、读传记书

传记书是史书的一种,因其有故事、有情节,一般人都爱读它,但许多学者却不愿将它作为案头书。其实读这类书,对我们的学术人生也是大有益处的。梁启超说:我们看一个人的传记,看他能够成功的原因,往往有许多在很小的地方,所以自己对于小事末节,也当特别注意。但不单要看他的成功,还要看他的失败,如何会好,如何会坏,两面看到,择善而从。[31]

不过我这里要讲的,却不是这一类书的全部,而是专指学人的“传记书”。只是所涉范围要大些,不仅包括人物传记,而且还包括学术回忆和学人日记。我们研究党史的人,若多读一些这样的书,知道一位学者如何成就,其知识和素养如何养成,这样随他学去,便可使治学精神日益提高,治学方法日臻完善。

第一,学人传记。这主要包括两种传记:一种是“他传”,即他人对传主的记述,如《梁启超传》(吴其昌)、《胡适传》(罗志田)、《吕思勉传》(张耕华)、《范文澜传》(谢一彪)、《胡乔木传》(本书编写组)等;另一种是“自传”,即本人对经历的自述,如《胡适自述》《郭沫若自传》《顾颉刚自传》《上学记》(何兆武)、《暮年忆往》(张静如)等。这其中总有一两位学人,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的。阅读他的传记,便可对他一生的环境、背景、事迹、著作、性情等一目了然,无一遗漏。从他对学术的向往、对知识的渴望中,我们可以获得激励和鞭策,受到一种真切而深微的感动,从而不知不觉地发扬志气,向上努力。

笛卡尔说:神话的魅力唤醒了心灵,而历史上值得纪念的英雄事迹在被人读到的时候则提高人的心灵,帮助其形成判断;读好书就像与过去时代里最杰出的人谈话,他们向我们展示的尽是其思想中的精华。[32]而对于我们研究者来说,一些学术名家就应当是心目中“最杰出的人”,他们的经历就是值得纪念的“英雄事迹”。事实上,也正是有这些“英雄事迹”,中国史学才得以绵延不绝、发扬光大的。比如,在司马迁的传记——《汉书•司马迁传》中,一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33],曾让多少史学家为之前赴后继。在刘知幾的自传——《史通•自叙》中,一句“抚卷涟洏,泪尽而继之以血”[34],曾让多少史学家为之唏嘘感动。

当然,读学人传记还有另外一层现实意义。章学诚说:“夫不具司马迁之志,而欲知屈原之志,不具夫子之忧,而欲知文王之忧,则几乎罔矣。”[35]也就是说,史家是阅读历史的重要“媒介”,我们若不能“志其志”、“忧其忧”,就很难读懂他笔下所刻画的历史人物,当然也就更谈不上超越“其志”、“其忧”,去把握更真实的历史了。这也就是我们研究党史的人,要关注学人特别是史家的传记的重要原因。

第二,学术回忆。这也主要包括两种回忆:一是本人撰写的“回忆录”,如《三松堂自序》(冯友兰)、《韧的追求》(侯外庐)、《读史阅世六十年》(何炳棣)、《板凳集》(彭明)、《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等。二是他人编写的“纪念集”,如《翦伯赞学术纪念文集》(北大历史系)、《程门立雪忆胡绳》(郑惠)、《何干之纪念文集》(刘炼)、《胡华纪念文集》(人大中共党史系)、《怀念龚育之》(本书编辑组)等。这其中虽然不都是“武功秘籍”,但也确有许多读书治学的“金玉良言”。

不过这种“金玉良言”,也不是可以轻易得到的。虽然有人愿意坦白出来,比如胡适就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确认,自己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杜威,另一个是赫胥黎。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而杜威则教他怎样证明。二者加起来就是他所倡导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方法”[36]。但也有人表示无可奉告,比如钱锺书夫人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中,就有一段十分有趣的记述:“一次,我听他在电话里,对一位求见的英国女士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37]

这当然可以理解为钱锺书伟大的谦虚,亦或是他觉得确实没有什么好说的。但对于研究者来说,我们却不仅要认识母鸡,而且还想看看它的营养结构。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身体的成长与摄入的食物有关,精神的成长也是如此。有些人精神茁壮是因为吃了常人吃不到的补品,比如机缘巧合,读到常人难见的内部资料;或者是得了什么海外仙丹,比如精通外文,优先获得域外文化的滋养,这些都是我们想探听明白的。其实,正如曹聚仁指出:无论何时何地的学者,对于青年都有两种恩赐:一是“运用精利的工具,辟出新境域给人们享受”;二是“站在前面,指引途径,使人们随着在轨道上走”[38]。不过也确有一部分学者,对面交流,往往秘而不宣,但却愿意印刷出来,供大众学习。这的确是一种很奇特的文化现象。然而不管怎样,只要他把文字印刷出来,我们就可以收获曹聚仁所说的那两种“恩赐”。

第三,学人日记。与自传和回忆录不同,日记会给我们另外一种阅读体验。事实上,除非如某些天才人物在写日记的时候,就具有未卜先知的本事,否则大部分的日记都是顺着事件之流写下来的。对日记主人来说,他可能计划着“未来”,并且“未来”对当下也未必都是晦暗不明的,但“未来”绝对不是“已知”的。[39]自传或回忆录就不一样了,因为在写作的时候,“未来”是已被确认的,这样传主就自然会筛选生命史中的材料,并有意识地赋予它一个意义的框架。

由此可见,日记所反映一个人的思想变迁会更加真实。比如,鲁迅就曾说过:“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大约天地间这样写日记的人们很不少,假使写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后便也会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为他写的时候不像做《内感篇》外冒篇似的须摆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来。”[40]胡适的日记也是如此。余英时就曾指出:“胡适在美国留学的七年(1910—1917 年)是他一生思想和事业的定型时期”[41]。因此从这一部近80万字的《留学日记》中,我们就可以读到在异域文化中,一个学人日常生活和精神成长的鲜活材料,读到“一个中国青年学生五七年的私人生活,内心生活,思想演变的赤裸裸的历史”[42]。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读传记或回忆录就如同“倒放电影”,可从故事“梗概”中,直接摘取治学经验;而读日记则如同“顺看电影”,带着“悬念”,观察事态的演化,这样可以收获更多故事“情节”。当然,阅读日记的意义也不止于此。事实上,几乎所有学者都有一个或长或短的私人写作的前史,并且这种私人写作还往往与此后的公开写作之间存有密切关联。而日记则可以保留这个“前史”的真实记录。因此我们从日记中看到的,就像画家画的不是画面,而是那画面形成过程中的各种草图;又像摄影家拍到的不是人体,而是那人体从受孕到发育和生成的全过程。这可以说是阅读日记,我们所能得到的又一大收获了。

 

五、读课外书

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也就是说,要精通一门学问,还必须有其他方面的涉猎。这也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对于党史研究者来说,多读一些课外书籍,广泛涉猎旁门知识,还有更多益处。一是可以“劳逸结合”。比如阅读党史书籍,劳累了,找点其他方面的书来读,这样可以发挥大脑其他部分的功能,以缓解它在这一方面的过度疲劳。二是可以“博采众长”。比如研究党史问题,困住了,找点其他学科的书来读,这样有利于打通“障塞”,收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章学诚说:“夫天下无全功,圣人无全用。五谷至良贵矣,食之过乎其节,未尝不可以杀人也。是故知养生者,百物皆可服。知体道者,诸家皆可存。”[43]所以对于“课外书”,我们只要“知养生”、“知体道”,就可以读出它的妙处来。

第一,书可养性。一般人太忙,有时候把性灵都泯灭了,不单趋逐于热闹场中为不可,就是沉溺在故纸堆中,弄得头昏脑胀,也会消耗读书治学的初心。这时候读些诗词歌赋,最能陶冶心性。曾国藩说他每日案牍劳形,而每夜必取诗文高声诵读,这是很有道理的。比如,他在一则日记中写到:“夜二更后,眼痛,腰痛,幸时时以苏诗、陆诗讽咏自娱。”[44]这种自娱也不单是为了消磨时光,而是其经史之外所必修的“课业”。曾国藩甚至认为,要“开拓心胸,扩充气魄,穷极变态,则非唐之李杜韩白、宋金之苏黄陆元八家不足以尽天下古今之奇观”[45]。

与曾国藩一样,马克思也有读“课外书”的习惯。马克思爱读海涅和歌德的诗,爱读埃斯库罗斯和莎士比亚的戏剧,他也很喜欢看小说,而且有时是两三本小说同时开始,轮流阅读。除此之外,马克思还有一种独特的精神休息方法,那就是演算数学。代数甚至是他精神上的一种安慰剂;在生活中最痛苦的时刻,他总是借此自慰。例如在夫人燕妮病危的日子里,马克思已不能再继续照常工作,在这种沉痛的心情下,他只有把自己沉浸在数学里才勉强得到安宁。[46]曾国藩和马克思的例子,都能很好说明作一些其他“功课”,可以起到收心养性的效果。

不过读“课外书”可以养性,但也可以移性。比如毛泽东早年的阅读经历,就是一个例证。他说:“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47]这些“课外书”,对毛泽东的影响的确很大,他后来在革命中的许多创举,也都源于早年阅读中收获的灵感。只是这种“移性”是我们乐于见到的,但也有的“移性”是要我们引以为戒的。这使我想起《红楼梦》里薛宝钗的话。她说:“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能有几个这样?读了书倒更坏了。这是读书误了他,可惜他倒把书糟踏了”[48]。事实上,在党史研究中,也确有一些人读了“课外书”后,养成了“捕风捉影”的习惯,喜欢用“张家长、李家短”的心态,去研究党史事件,去分析党史人物。这真是“读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糟踏了”。

第二,书可医愚。黄宗羲说:“学则智,不学则愚。”[49]这句话用在读“课外书”上也很妥帖。因为当局者有时反而糊涂,不如旁观者看得清楚,所以换个脑筋,也许更容易解决问题。再进一步说,“天下同归而殊途”,我们也不能“专己守残”,对其他知识“束书不观”。至于那种“入主出奴”的学科偏见,就更不可取了。古时候有个笑话说,寺中塑三尊像,先儒、次释、后道。道士见了,马上把老君移入中位。和尚见了,则把佛祖移到中位。读书人见了,又将孔子移回中位。三圣只得彼此安慰说:“我们原是好好的,却被这些小人搬来搬去,搬坏了。”我们切不可再做这样的蠢事了。

事实上,多读“课外书”,就如同给我们多配了几副“好眼镜”。前文提到顾颉刚说要配上两副镜子,现在看来那个“望远镜”还要讲得更具体一些。就党史研究来说,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和哲学的眼镜,都是必须具备的。在学术研究中,这叫做跨学科研究。譬如我们研究毛泽东,毛泽东的文史哲是贯通的,如果我们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就很难读懂毛泽东。再如我们研究一个具体问题,譬如民生问题,没有经济学知识,没有社会学知识,我们的讨论就只能浮在表面之上。总之,社会历史是复杂的,人生命运是多变的,我们只有多配上几副“好眼镜”,才能看得真切,才能做到“双眼自将秋水洗,一辈不受古人欺”。

当然,读“课外书”,也不能因此而走向极端。章学诚说:“以学问文章,徇世之所尚,是犹既饱而进粱肉,既暖而增狐貉也。”[50]也就是说,读书治学,如果一味逐新趋异,就如同穿衣吃饭,饱了还贪美食,暖了还加皮衣一样。这是“书呆子”才会干出的傻事。所以,读“课外书”,也需有个“主心骨”。有之,则如张旭学书,见公孙大娘舞剑,便能有所感悟;无之,则如燕人学步,结果“失其故行”,只好“匍匐而归”了。对于这一点,我们也是需要牢记于心的。否则,种着别人的田,结果荒了自己的地就不好了。

第三,书在躬行。陆游还有一首教子诗,叫《冬夜读书示子律》。诗中说:“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也表明一个人读书,须在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是纸上功夫,要无“遗力”;二是纸下功夫,要有“躬行”。这个“躬行”就是实践,读无字之书的意思。这是一种特殊的“课外书”,我们要利用它来检验书本知识,并通过它将已学知识化为己有,为己所用。

毛泽东早年就十分重视读这种无字之书。他在《讲堂录》中写道:“古者为学,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在这本听课笔记中,毛泽东还谈到对“才”的看法:“才者经济之谓也。才有从学问一方得者,有从阅历一方得者”[51]。这表明一个人获得才干,不仅要注重书本知识,读有字之书,而且还要注重社会实践,读无字之书。对此,马克思讲的更为直接,他说如果一个学者放弃参加社会活动,或像“乳酪里的蛀虫”那样,把自己关在书斋里或实验室里,远离当代生活和政治斗争,那就把自己毁了。[52]

其实,对党史研究者来说,多读无字之书,还有两大益处。一是可以丰富阅历,更好地阅读党史书籍。清代文学家张潮说过:“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53]二是可以积累经验,更好地讲述党史故事。黑格尔也说过,对于同一句格言,出自饱经风霜的老人之口和出自缺乏阅历的青少年之口,其意指和内涵是不同的。[54]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从由幼年走向了成熟,他不再是一个懵懂少年,而是一位阅历丰富、经验丰富的德高望重的长者了。我们若不多一点阅历和经验,又怎能讲出它的那种“饱经风霜”的味道呢?

 

注释:

[1]《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38页。

[2] 蔡尚思:《我是怎样冲破重重难关的》,《学人谈治学》,浙江日报编辑部,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0页。

[3] 据同学饶余威回忆,钱锺书喜欢读书,也鼓励别人读书,“他还有一个怪癖,看书时喜欢用又黑又粗的铅笔画下佳句。也在书旁加上他的评语,清华藏书中的划线和评语大都是自此君手笔”。参见《清华的回忆》,《清华大学第五级学生毕业五十周年纪念》,清华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7页。

[4] 杨绛:《我们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2版,第72页。

[5] 陈玉新:《钱钟书的人生智慧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页。

[6] 章学诚:《文史通义》,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23页。

[7]《<绛洞花主>小引》,《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页。

[8]《朱子语类(卷十•学四)》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8页。

[9] 杨伯峻:《孟子译注》下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64页。

[10] 张贻玖:《毛泽东的书房》,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106页。

[11] 王国维:《人间词话》,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页。

[12]《金冲及先生治学答问》,《史学月刊》2014年第5期。

[13] 雷海宗:《专家与通人》,《大公报》(重庆)1940年2月4日。

[14]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40页。

[15]《顾颉刚先生的治学经验和方法》,《学人谈治学》,浙江日报编辑部,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36页。

[16] 雷海宗:《专家与通人》,《大公报》(重庆)1940年2月4日。

[17] 章学诚:《文史通义》,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1页。

[18] 徐永军:《胡乔木的每天三件事》,《党的文献》2015年第4期。

[19] 夕羊:《胡乔木和他的藏书》,《图书馆界》1996年第3期。

[20] 金冲及:《人生有追求》,《怀念龚育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

[2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40页。

[22] 吕思勉:《吕思勉谈读书治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8页。

[23]《朱子语类(卷十一•学五)》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3页。

[24] 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09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6页。

[26]《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页。

[27] 徐复观:《我的读书生活》,台北《文星》第4卷第6期,1959年12月出版。

[28] 章学诚:《文史通义》,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4—155页。

[29] 这43位党史学家指的是:胡乔木、胡绳、何干之、胡华、张如心、龚育之、石仲泉、廖盖隆、金冲及、鲁振祥、彭明、王淇、彦奇、戴鹿鸣、何沁、王真、纵瑞堂、萧超然、沙健孙、梁柱、周承恩、张注洪、刘弄潮、刘桂生、毛磊、王学启、何理、肖甡、盖军、郭德宏、王仲清、朱乔森、金春明、吴家林、马模贞、马洪武、王德宝、杨世兰、徐树绩、郑灿辉、郑德荣、姜华宣、谭双泉等。参见张静如:《中共历史学怎样研究文化》,《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6期。

[30] 刘勰:《文心雕龙》,王运熙等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38页。

[3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31页。

[32] 笛卡尔:《论方法》,《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何兆武主编,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5页。

[33]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第9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5页。

[34] 刘知幾:《史通通释》,浦起龙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93页。

[35] 章学诚:《文史通义》,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6页。

[36]《胡适全集》第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58页。

[37] 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名作欣赏》1992年第2期。

[38]《曹聚仁文选》上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421页。

[39]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增订版),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6页。

[40] 鲁迅:《马上日记》,《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5页。

[41] 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42]《胡适全集》第27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页。

[43] 章学诚:《文史通义》,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5页。

[44]《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1987年版,585页。

[45]《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809页。

[46] 保尔•拉法格等:《忆马克思恩格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8页。

[47]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08页。

[48]《脂砚斋全评石头记》,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512页。

[49] 黄宗羲:《明儒学案》下册,沈芝盈点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77页。

[50] 章学诚:《文史通义》,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4页。

[51]《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29-530页、第548页。

[52] 保尔•拉法格等:《忆马克思恩格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页。

[53] 张潮:《幽梦影》,刘如溪点评,青岛出版社2010年第2版,第42页。

[54]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23页。

作者简介:周良书,新葡萄8883官网AMG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学术界》2021年第5期

排版 | 陈艺文

审核 | 陈培永 曲建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