仝 华: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伟大建党精神之根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深情地说道:“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1]本文仅对伟大建党精神中的“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作如下探讨。
 
一、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建立在对共产党科学认识基础上的革命精神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伟大建党精神之根。因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其他3个方面,其出发点和落脚点,说到底,都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根本利益。而对党忠诚是不负人民的必然要求,不负人民是对党忠诚的当然体现。对党忠诚,最重要的,一是指忠诚于党的性质和宗旨;二是指忠诚于党的最高奋斗目标和党在每一历史阶段的奋斗目标;三是指必须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的利益牺牲自己一切,永不叛党。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1]。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建立在党的创立时期,中国先进分子对共产党科学认识基础上的革命精神。因为,如果没有对共产党这一不同于其他任何阶级政党的科学认识,对党忠诚,就无从谈起,与对党忠诚紧密相连的不负人民当然更无从谈起。那么党的创立时期,中国先进分子是怎样认识共产党的呢?

  

了解和认识这个问题,需要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从这个角度看,1843年10月23日到11月初,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使用了“共产党”[2]587 这一名称。1848年2月,作为国际共产党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共产党宣言》在伦敦正式出版。70多年后,1920年7月,共产国际二大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其中规定:“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该称为:某国共产党(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支部)。”[3]255 该文还指出:名称问题不只是一个形式问题,而且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问题。共产国际已经宣布要同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和一切黄色社会民主党进行坚决斗争。必须使每一个普通的劳动者都十分清楚共产党同那些背叛了工人阶级旗帜的旧的正式的“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之间的区别。[3]255

  

也是在这一国际共运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加快了步伐。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进一步探讨了在中国创建工人阶级政党的问题。

 

1920年8月13日、9月16日,远在法国留学的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先后写信给毛泽东,对事关中国前途的几个“大要”问题与毛泽东交流。其中谈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四种利器”。第一种就是:“党。(社会党或共产党)发动者,领袖者,先锋队,作战部,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 [4]49-50。并且,蔡和森初步介绍了第三国际的建立及其性质和极严的加入条件。其大略如下:“1.改名为共产党,以后一切宣传运动皆为共产党性质。2.排除右翼的改良派、爱国派、中立派、入阁派的首领,然后才准加入。”[4]67-68 在第二封信中,蔡和森明确表示,“我以为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劳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4]69 他还指出:“现在内地组织此事须秘密。乌合之众不行,离开工业界不行。中产阶级文化运动者不行(除非他变)。”[4]53 蔡和森力倡“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4]71 对蔡和森的上述主张,毛泽东在1921年1月21日的回信中,以“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5]4 予以赞赏和回应。

 

1921年3月,李大钊署名:S.C,在《曙光》第2卷第2号上发表了《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这是他唯一一篇专论建党问题的文章。而此前两年多,李大钊已率先在中国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此时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阐述了以下认识:其一,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了一个赤色国家,值得敬佩和学习。他写道:“最近时代的劳动团体,以及各种社会党,组织更精密,势力更强大。试看各国罢工风潮及群众运动之壮烈,不难想见。俄罗斯共产党,党员六十万人,以六十万人之大活跃,而建设了一个赤色国家。这种团体的组织与训练,真正可骇。”[6]269 其二,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需要建立能够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党。他指出:“中国自满清道、咸海禁大开之日,就有受些欧化洗礼的两个大党产生,一是同盟会,一是强学会。强学会的成绩是戊戌变法。同盟会的功业,是辛亥革命。它们都自有它们的价值。既入民国以来的政党,都是趁火打劫,植党营私,呼朋啸侣,招摇撞骗,捧大老之粗腿,谋自己的饭碗,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指望由他们做出些改革事业为人民谋福利,只和盼望日头由西边出来一样。”[6]270 其三,中国需要组织的政党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李大钊告诉大家,近二三年来,人民厌弃政党已达极点,但是我们虽然厌弃政党,究竟也要另有种团体以为替代,否则不能实行改革事业。“所以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6]271 他还指出,各国的C派(指共产派)朋友的团体组织,“第三国际为之中枢”,李大钊呼吁,中国C派的朋友,“赶快组织一个大团体以与各国C派的朋友相呼应”[6]271。

  

正是在上述探讨的基础上,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1921年7月,以“中国共产党”冠名的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在中华大地上诞生。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一条写道:“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在其他各条中,分别载明了党的政纲,党的组织原则,党的机构设置,关于接收党员的条件和手续,关于党的工作制度,关于党员组织关系及党的纪律。《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最重要见证之一。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通过了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章程》,并通过《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该决议案明确规定:“个个党员不应只是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7]63 中共二大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得以完成。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建党精神内涵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培育,这一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之源。

 

二、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建立在对为人民谋利益科学认识基础上的革命精神
   
在中国共产党的创立阶段,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从多方面表达了他们对广大劳动群众的深切关注和为人民求解放、谋幸福的真挚渴望。
  
从陈独秀的认识看。五四运动前后,自1919年4月至1920年8月,他在《贫民的哭声》《两个工人的疑问》等6篇文章中,从多方面表达了他对广大劳动群众的情怀,特别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分析调查资料,为北京城里最底层的百姓诉苦。他写道:据警察厅最近的调查,北京人口,合共有男女93万2540名。那纯粹没有职业的贫民,占1/10。东洋车夫有4万多人。排字的工人,差不多有1万。公娼私娼,总也在1万人以上。北京城里90多万人当中,要算这10多万人最苦恼了。[8] 他认为:“单是北京一处,就有10多万苦恼的人发出他们可怜的哭声,这不是一个小问题。”[8] 其二,阐述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陈独秀指出,“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9]。他告诉大家,因为我们吃的粮食,是那种田的人做的;我们住的房屋,是木匠、瓦匠、小工做的;我们坐的各种车船,都是木匠、铁匠、漆匠做的;还有许多机器匠、驾船工人、掌车工人、水手、搬运工人等,才能把我们的货物和我们自己送到远方。因此,“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若是没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生存”[9]。他强调,中国古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在我们要将这句话倒转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 [9] 其三,奉劝某些人收回错误论调;回答工人的疑问,启发工人团结起来,组织工会。陈独秀奉劝某些人,收回维护资本利益的论调。他向社会呼吁,应对工人“赶快实行八时制,为穷苦的工人谋点教育,救救他们的苦恼”[10];强调“工人劳力所生产的价值,远在他们每日所得的工资以上” [11]。针对工人的疑问,他指出,劳动是什么?就是做工。劳动者是什么?就是做工的人。劳动力是什么?就是人工。世界上若是没有人工,全靠天然生出来的粮食,我们早已饿死了。而且把粮食收下来和运到别的地方,也都非人工不行。[12] 他特别指出,建设劳动工人的国家,不是少数人所能做到的,“要有自觉、有团结,将来以无数小工会,联合成一大工会,那时我们劳动的国家,就不难于实现了”[13]。陈独秀的上述情怀,在1920年9月后得到进一步深化。
  
从李大钊的认识看。十月革命后不久,以1918年7月1日至1919年1月1日期间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为重要标志,李大钊即在中国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与此同时,他对世界劳工情况和中国劳动群众的境遇更加关注,对如何改变他们的境遇做了进一步的思考。
 
1919年2月14日、15日及同月20日至23日,李大钊先后在《晨报》发表《劳动教育问题》和《青年与农村》两文。在《劳动教育问题》一文中,他在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新起的劳工问题后,结合中国的情况指出:像我们这教育不昌、知识贫弱的国民,劳工补助教育机关,尤是必要之必要。希望关心社会教育、劳动问题的人注意![14]293 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他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做些开发农村的事。他强调,这是“万不容缓的”[14]304。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去开发他们,使他们知道要求解放、陈说苦痛、脱去愚暗、自己打算自己生活的利病的人”[14]304-305。他号召青年,速向农村去,“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14]307-308。
 
1919年3月9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12号上发表了《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工人不如骡马》一文,其中写道:“在唐山的地方,骡马的生活费,一日还要五角,万一因劳动过度,死了一匹骡马,平均价值在百元上下,故资主的损失,也就是百元之谱。一个工人的工银,一日仅有二角,尚不用供给饮食,若是死了,资主所出的抚恤费,不过三四十元。这样看来,工人的生活,尚不如骡马的生活;工人的生命,尚不如骡马的生命了。”[14]316面对这一情况,1919年5月1日和1920年5月1日,李大钊先后在《晨报》发表《“五一节”(MayDay)杂感》《“五一”(MayDay)运动史》两文。在前一篇文章中,他在简要说明“五一节”“从什么时候有的”后即指出,1890年的5月1日,是世界工人的惟一武器——“直接行动”造成的日子!他赞扬:“五月一日是工人的祝典日”[14]335。在后一篇文章中,他开篇写道:大凡一个纪念日,是吉祥的日子,也是痛苦的日子,因为可纪念的胜利,都是从奋斗中悲剧中得来的。“五一”纪念日,也是如此。[7]183 在该文第5部分,他呼唤:“起!起!!起!!!劬劳辛苦的工人!今天是你们觉醒的日子了!”[7]196
  
李大钊在上述诸文中所表达的情感和思想,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他对深受剥削与压迫的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反映了他从国际工人运动中所受的启发和对中国劳苦大众觉醒起来,改变命运的渴望。也是这一情怀,激励着他以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革命精神,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和实现党领导的伟大事业而不惜洒热血、抛头颅。
  
从党的早期组织的认识看。1920年11月7日,由陈独秀任书记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创刊。陈独秀发表的《〈共产党〉月刊短言》,着重阐述了关于中国劳动者的解放问题,主要观点是:第一,中国劳动者布满了全地球,但是他们无论在本土或他国都不是独立生产者,都是向资本家卖力。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第二,要逃出奴隶的境遇,不可听议会派的欺骗,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的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7]475-476 同月,由党的早期组织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从基本原理角度阐明共产党关于使劳动群众获得解放的基本原则。虽然该宣言没有向外发表,“不过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7]485,但它还是表达了党的早期组织对共产党要为广大劳苦群众的解放而奋斗的坚定志向。从中可以看出共产党员要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建党精神重要内涵也寓意于文中而得以表达。
 
三、学习革命先烈和英模,在新征程上弘扬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精神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在伟大建党精神的激励和感召下,在党的队伍中涌现出一大批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革命先烈和英模。他们的精神和事迹都是他们奉献给中华民族、奉献给党和人民的无价之瑰宝。在此,仅以革命英烈李大钊、彭湃和方志敏践行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革命精神和感人事迹为例,加以陈说。
  
大革命后期,李大钊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坚持革命斗争。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串通外交使团,突然派军警包围并搜查苏联驻华使馆界内的苏远东银行、中东路办事处及其他官舍,逮捕作为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的李大钊。被俘后,李大钊在狱中受尽折磨,但始终坚贞不屈。他在《狱中自述》中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15]301 4月28日,李大钊被奉系军阀秘密判处绞刑,残忍杀害。李大钊为党和人民献出宝贵生命,时年38岁。“李大钊同志一生的奋斗历程,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紧密相连,同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紧密相连,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历史紧密相连”。[16] 他对党和人民的深厚情怀及由此涌流出的“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革命精神和伟大人格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彭湃是海陆丰农民运动和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主要擎旗人,他以自觉和彻底地将根本立场站到最广大劳动群众一边,并不惜献出生命为人民谋解放的行动,诠释了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革命精神。彭湃于1896年10月22日出生在海丰县城郊一户大地主家庭。据他在1924年至1925年间陆续写成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文中所述:“我家里的人听说我要做农民运动,除了三五兄弟不加可否外,其余男女老幼都是恨我刺骨,……同族同村的人,都一样的厌恶我。我只有不理。”[17]123 而此前,1922年11月18日,他在给好友李春涛的信中也写道:“湃的生活路,统统为湃自己塞尽了。但是可以慰藉湃的,还是赤山的农民。湃也不愿和现在最有生机的农会及亲爱的农民离开了![17]13 彭湃写这封信的背景,就是当年11月,他在海丰县城龙舌埔的一次农民集会上发表演说,并当众烧掉一个月前彭家分家时分给他的田契,把田地全部分给农民。这一壮举,绝不是出自他的心血来潮,而是出自他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之路后,对海丰广大农民更深切的同情和更真诚的大爱。
  
可以说,彭湃当众烧毁自家田契之举,为他赢得海丰广大农民的信任、拥护与爱戴,从而为他深入开展农民运动创造了条件。而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发展与此密切相连。大革命失败后,1929年8月24日,彭湃在上海主持召开江苏省军委会议时,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在狱中,他不畏酷刑折磨,坚持斗争,就在他即将赴死的8月30日清晨,他还和杨殷联名给党中央写信,报告狱中情况并嘱咐同志们不要因他们的牺牲而伤痛。午后,他给爱人许冰写信诀别,勉其为党的事业努力前进。[17]302 彭湃被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龙华枪杀时,不满33岁。
 
1935年1月,作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方志敏,在江西玉山县陇首村附近被捕,随后被囚于南昌国民党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3月,方志敏在狱中撰写了自传性文稿《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我是个共产党员了!” [18]23 它出自文章第7部分。在此,方志敏述说的主要内容为:第一,关于入党的经过和入党在生命中的价值。即“在一九二四年三月,经过赵醒农等同志的介绍,在南昌正式加入共产党,这是我生命史上一件最可纪念的事!”[18]23 第二,关于对党的性质及与此相关的党的若干重要特质的认识。即“不管阶级敌人怎样咒骂污蔑共产党,但共产党终究是人类最进步的阶级——无产阶级的政党。它有完整的革命理论,它有严密的党的组织与铁的纪律;它有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它有广大的经过选择而忠诚于革命事业的党员群众,并且它还有得到全党诚心爱戴的领袖;它与无产阶级和一般劳苦群众,保持亲密的领导关系;它对于阶级以及全人类解放事业的努力、奋斗和牺牲精神”[18]23-24。第三,关于共产党员的称号与党员的义务。方志敏写道:“共产党员——这是一个极尊贵的名词,我加入了共产党,做了共产党员,我是如何的引以为荣呵!从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18]24 方志敏通过狱中文稿对这个问题的述说,从一个重要方面使我们了解了他对共产党性质的深刻认识和共产党员这一称号在他心中的无上崇高。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方志敏在狱中面对形形色色的威逼利诱,志坚如磐,不为所动,1935年6月,他在狱中写作《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一文。这时,他入狱已有5个多月。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牺牲,他写道:“何时枪毙——明天或后天,上午或下午,全不知道,也不必去管。在没有枪毙以前,我应将赣东北苏维埃的建设,写一整篇出来。我在这炎暑天气下,汗流如雨,手执着笔,一面构思在写,一面却要防备敌人进房来。我下了决心,要在一个月内,写好这篇文字”[18]196。方志敏写这篇文稿的最重要目的,一是为回击国民党反动势力对苏区的极力诋毁,以正视听。二是为总结赣东北苏维埃建设的经验教训,以利今后革命的发展。在这篇文稿中,方志敏还写道:“在开展和巩固赣东北苏区的战斗中,在进行苏维埃的建设中,我都是用尽我所有的力量去做的”[18]196。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江西省南昌市下沙窝,时年36岁。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七大在延安举行。4月24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写道:“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19]1096-1097 这段话,今天读来仍心绪难平。在中国共产党已步入第二个百年之际,我们更应该从这些革命先烈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精神中汲取奋进新征程的无穷力量,以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这是我们对无数革命先烈最真诚的告慰和回报!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人民进行的接续奋斗中,涌现出一大批英模人物。其中有一批人作出卓越贡献或杰出贡献,受到党和国家的隆重表彰。近两年,在2019 年9月29日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上,有8人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28人获国家荣誉称号;在2020年9月8日召开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有1人获“共和国勋章”,3人获“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在2021年2月25日召开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有10位个人和10个先进集体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在2021年6月29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有29位同志获“七一勋章”。虽然,上述英模人物的年龄、经历、职业等有所区别,所作卓越贡献、杰出贡献的方面不尽相同,但是,他们的感人事迹,无一不绽放着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精神之花。他们都是我们学习的楷模,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坚信,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精神将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伟大强国的新征程上更加彰显和绽放新的光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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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陈独秀.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N].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05-01.
[11]陈独秀.答知耻(工人底时间、工资问题)[N].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05-01.
[12]陈独秀.两个工人的疑问[N].劳动界,1920-08-15.
[13]陈独秀.在电工联合会上的演说词———工人与国家之关系[N].申报,192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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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王沪宁.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9年10月27日)[N].人民日报,2019-10-28.
[17]彭湃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8]方志敏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9]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作者简介:仝华,女,新葡萄8883官网AMG教授、博士生导师;新葡萄8883官网AMG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文章来源:原文刊于《思想教育研究》2021年第7期,有删改。

排版 | 瞿杨

审核 | 陈培永 曲建英